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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孙机去世：师从沈从文，一生爱较真 当前速看
发布时间：2023-06-17 11:04:25 文章来源：新周刊
又一位大师辞世。2023年6月15日，考古学家、文物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

考古学家孙机去世：师从沈从文，一生爱较真

又一位大师辞世。

2023年6月15日，考古学家、文物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去世，享年94岁。1950年代初，孙机开始和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从此进了考古学、文物学的门。


(资料图)

他的一生都在和文物、古籍打交道，在断代研究、中国古代服装研究、文物鉴定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著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等著作。去年，在孙机93岁高龄时，一段采访视频让他登上了热搜。“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孙机面对镜头，话语掷地有声。他一生爱“较真”，曾多次为国宝正名，深入研究中国文物和文化，厘清了很多被误解、讹传的古代文化常识。

《新周刊》曾采访孙机先生，谈及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今天，我们重发这篇文章，通过重温与孙机的谈话来铭记他的治学精神，纪念这位文物考古学的泰斗。

“在古代，做一个中国人要比做一个外国人舒服得多。”聊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已过耄耋之年的孙机总有说不完的话。作为国内极有影响的的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把“认识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视作自己的使命。

在多数人都把学习西方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视为时尚时，孙机转过头，把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辨认残缺的古物，从支离破碎的“老东西”中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2016年，孙机在讲座上谈他的著作《从历史中醒来》。

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孙机就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技术工人，沈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近水楼台，沈从文成了孙机走进考古领域的引路人。

被名师带入门后，孙机又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学校，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和书中的“老东西”打交道，渐渐摸索出一套用文献与实物对照，再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

“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有好多比西方先进的发明，比如马镫、船舵、纺车、织布机……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在历史上我们固然也学西方的东西，比如马蹄铁等，但总的来说，在生活方面，中国比西方先进，这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成就，这或许是孙机写就《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的原因。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孙机 著

中华书局，2014-7

在孙机心中，辨认出一尊茶神陆羽像不值得骄傲，从这尊小小的神像中看到的古人与茶的关系才更值得玩味。从农业膳食、纺织服饰到建筑家具，再到流传至今却鲜有人关注的古代科学技术，孙机要掸去蒙在古物上的泥土和尘埃，让现代人从这些遗物中看到古人的智慧和生活哲学。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对物质的梳理中，以汉朝最为详尽。孙机对汉代的物质文化最在行，过去的二三十年，他几乎阅读了汉代的所有文献资料，看遍了出土文物，从耕作工具到宫廷贵器，从一盏茶杯背后的文化生活，到一只酒杯所透露的等级差异。

孙机正是从这些细微之处着手，从一个朝代的物质生活中看到了人与物彼此依赖又互相成就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被孙机纠正。比如，“床前明月光”里的床并非睡床，也不是被广为认可的胡床，而是一种坐具，类似沙发，常被安置在厅堂的两根檐柱之间。

“他看到的是床前即堂前地面上的月光。”孙机说，现代人对古代物质生活没有最基本的认知，很多古诗词中的意象是被曲解的。

元代，刘贯道的《消夏图》。图中人物的生活风雅，除了其姿态，更多的则由其周围的器物来集成、衬托其时代性。

物质与文化总是相伴而生，这甚至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没法完全说清。就像“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它在中古时还是贴地的坐具，“跪坐”是礼仪与高贵的象征。

随着床腿的增高，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垂足坐也随着佛教的传入开始盛行，于是有了今天的椅子和沙发。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同样博大精深。精于油炸煎炒让我们拿起了筷子，当时，西方宫廷还在用手抓食食物。

孙机算了笔账：“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十六亿人外，还有海外华人五千万，以及十六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十七亿双筷子。中国筷子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象。”

“中国制造”闻名于世的当然不只是筷子。西方的冶金工业比中国晚一千多年，中国人三四千年前就学会用大豆制作酱油，欧美人却是1873年之后才吃上大豆这种粮食。当古罗马人还把缰绳拴在马脖子上时，中国人早已掌握驾驭马车的技巧——与其让马窒息而亡，不如靠大腿和前胸出力。

宋代的斗茶。

道在器中，一窥古人的世界

孙机在书中提到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张政烺老先生常挂在嘴边的白薯。“历史是不应该忘记陈振龙的名字的”，孙机说，福建设有“先薯祠”，为的是表彰和铭记陈氏一门六代对白薯的推广。

中国人口在西汉时就有7000万，到了明末才达到1亿。但美洲的白薯传入中国后，乾隆年间的人口达到2亿，清末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4亿了。吃饱了才能活下来，白薯对中国人口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代中国是尚礼的社会，很多物质为“礼”而生。因此有了精致的祭祀酒杯，有了礼乐，有了繁复的穿戴礼仪。受“礼”的约束，中国人不喜欢西班牙式血腥的斗牛，不像古罗马人热衷于在角斗场疯狂。

古代中国人的业余喜好是温和而精致的。他们喜好斗茶，因而创造了花样繁多的泡茶方式和茶壶茶杯。他们用玉佩约束走路的速度，越慢越高贵，于是，玉佩成了身份的象征。这是精神的物化，因为这些物化了的精神，我们依然可以从那些不完整的物件里一窥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古代中国的物质发展是独立的，也是先进于世界的。几千年里，中国的社会是稳定的，朝代的更迭没有断了文化和生产。”孙机说，即便是唐朝300年，外来使节不断，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稀罕物”只流传于宫廷和显贵之间，老百姓依然靠自己的智慧改善生活。

为活得更好而创造，从古至今，这是不变的发展动力。这种创造的欲望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只是，古代中国人更幸运，他们拥有一片富饶的土地，一段稳定又足够漫长的历史，物质在时光中发酵，造就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清代，雍正时期，《十二美人- 博古幽思》，图中美人身后博古架上的宣德红釉僧帽壶，宋汝窑三足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洗，白玉四足壶 ，都是藏身于各博物馆的稀世珍品。

对话孙机

中国影响世界的不只是四大发明

新周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本书介绍了很多中国古代物质成果，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研究者，为什么会写一本这样的大众读物？

孙机：我希望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化充分尊重。中国五千年历史，有很多伟大的物质成果和科技成果。李约瑟说，中国影响世界的发明有七十多项，实际数目要比这还多。

但我们好像只知道四大发明，历史课也都是政治史，从来不注重物质、技术层面的事情。我们自己不总结不宣传，老百姓永远都不知道。

这本小书不是一个论战，就是想谈谈中国古代那些重要的发明，那些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事。我们每天都在享受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物质成果，结果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不大合适。归根到底，这是民族自信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充分尊重。

清乾隆铜胎画珐琅苍龙教子鼻烟壶。/雅昌艺术网

新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古代物质生活的特点是什么？

孙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充满智慧的，冶金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防治技术、农耕技术都很发达，创造过大量影响西方的物质成果。我们做很多东西都很实用，低成本、高效益，总能很好地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有个例子，17世纪奥斯曼帝国打亚美尼亚，那时候他们吃的还是硬得能打死人的死面馒头呢，我们早就会发面了，甚至还有了开花馒头。要让面开花，各种成分的比例要很合适，这说明，当时我们已经对这些东西了解得很透彻了。

其实，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牵扯到很多方面，古代老百姓的东西都不花哨，但切合实际。

宋镀金绣球花银盘。    

新周刊：研究物质文化好像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看待历史的视角，您觉得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孙机：我们从物质生活中能看到社会情况，物质与社会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比如，中国古代的玉佩是从脖子戴到胸前的，并不是后期的挂在腰间。玉佩上配有月亮形状的璜。璜最多可以配到13个，从脖子挂到脚面。

玉佩的作用是“节步”，玉佩越长，人走得越慢，而走得越慢的人地位就越高。玉佩限制步伐，也是身份的象征，我们的古人是要摆这种架势的。总体来说，古人是尚礼的，这个礼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朝代的更替没有对平民生活方式造成太大的影响，古代的中国一直很稳定。当然，这个也在后期制约了我们的发展，但这是明清之后的事情了。

春秋玉器。

新周刊：您所说的“稳定”如何理解？ 

孙机：埃及有金字塔，同时期的古代中国是不会有这样的奇观的。一来是还没有宗教狂热，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他们是奴隶制的，你不听话就马上把你杀掉，而我们是靠礼教来管理国家的，老百姓不是奴隶，给国家干活国家是要给钱的。

朝代的更替并没有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化一直是同一套文化。所以，如果要在古代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做个中国人比做个西方人舒服得多。

佚名《千秋绝艳图》（之一）。

新周刊：您常说，不管在民间还是学术领域，我们常常夸大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有没有具体的例证？

孙机：汉朝时，东方最强的国家是汉，西方的文化中心是古罗马，但双方在近千年里彼此都不知道。后来，双方开始有一些交易，但都是非常高端的东西。

比方，罗马一个很漂亮的玻璃器可能会经过辗转传到中国来，但那个技术并不跟着一块来，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珍宝，到底怎么做、在生活里怎么用，当时的人并不知道。

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民间层面的交流，在当时的三四百年里，几乎没有什么罗马人到中国来过。

还有学者说，商代的车是从埃及传来的，原因是车上的很多小部件很像，埃及的车又比中国的出现得早。实际上，商代人根本不知道埃及的存在，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就不会超过新疆那片沙漠，他们对沙漠以西一无所知，汉朝以前的技术和物质生活几乎是独立发展的。

佚名《千秋绝艳图》（之四）。

新周刊：那为什么这类“引进说”如此盛行？

孙机：1946年，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画了一条线，这是从印度到中南半岛再到中国的一条线，这条线被他称为“磨石线”。他认为“磨石线”以西的古人是智商高的，以东的亚洲人、中南半岛人是智商低的，东边的人需要学习、模仿这条线以东的人。

再加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经历了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100多年里，我们养成了认为西方优越于自己的观念。改革开放后，我们又鼓励学习西方，这本是一种政策引导，却搞得很多学者也让“西方更先进”的说法绑架了。

在这种惯性下，我们的研究思想也变得先入为主了。很多属于我们的发明和技术都成了从西方引进的。

唐代《宫乐图》。

新周刊：但后来，我们确实落后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古代人的生活相对稳定，它当然有优势，但也让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固化，他们就没有变革的动力。西方的社会矛盾激起了社会变革，带来了工业革命，我们明清朝代的更替没有带来任何新的生产方式，被赶超是必然的。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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